◎吴启华/文

知名公号“侠客岛”刊文称，前期中国嫦娥工程探明，月壤中的氦-3储量达120多万吨。氦-3是可控核聚变发电的理想“燃料”，在解决地球能源危机与环境问题上，可控核聚变一直被寄予厚望。据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估算，全中国只需8吨氦-3，全世界只需100吨氦-3，就可满足人们一整年的能源需求。

上面这些还只是美好愿景，而下面这些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能源矿产开发走过了艰难的历程，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一组数据，窥斑见豹——1949年：煤炭产量0.32亿吨，石油产量约12万吨，天然气产量0.11亿立方米；2020年：煤炭产量38.4亿吨，石油产量1.95亿吨，天然气产量1888亿立方米。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不移推进能源革命，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能源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不断优化，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产生活用能条件明显改善，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支撑。

能源矿产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过贡献

20世纪初，中华民族正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与希望。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其中最著名的罢工有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这四次最为著名的大罢工与能源矿产有关的就有两次。通过一系列的罢工斗争，中国煤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早期中国工人运动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加强与巩固根据地的建设，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党领导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军民，在发展生产过程中，也开展了地质工作和矿业活动。

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中开展地质工作最多的是陕甘宁边区。当时有一批学地质的大学生来到延安，成为边区兴办地质事业的骨干力量。1939年，延安自然科学院成立，1941年在科学院内设置了地质采矿系，还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地质矿冶学会，对关中和陕北地区地质矿产情况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评价结果，对浅层石油、煤炭等进行了开发利用。经过工作，陕北油田的年产量于1943年已超过1921年至1935年间产量的总和，基本上满足了当时边区的需要。在晋察冀和晋鲁冀边区以及后来的东北解放区也开展过地质调查和矿业开发活动。据战后不完全统计，仅晋察冀边区开办的小煤矿就有472个，日产煤达2739吨。

在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尽管技术设备，甚至工资物质待遇都无很多的改善，但通过开展立功和创新纪录运动，劳动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党的领导下，能源矿山对生产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为中国革命胜利与根据地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能源矿产支撑国民经济规模化快速发展

新中国能源矿产的开发主要是从煤炭、油气开始的，还包括铀矿，后来发展了地热。

（一）煤炭、油气

煤炭工业是在恢复改造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煤矿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及“一五”时期煤炭产业的发展，为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全国煤矿行业的共同努力，至1952年底，全国原煤产量达到6649万吨，比新中国成立之初翻了一番。

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1953年开始“一五”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煤炭行业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对“一五”计划提出的“把基本建设放在首要地位”，利用老矿区原有运输能力和设施，“大规模进行新矿井和选煤厂的建设，继续进行原有矿井的改造和扩建，充分发挥原有生产矿井的潜力”的方针，重点扩建了开滦、萍乡、焦作等15个老矿区，同时开始了平顶山、潞安、石嘴山等10个新矿区的建设。1957年，原煤产量达1.3亿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57年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例分别为94.9%和92.73%，为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早期的煤矿又成为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之一。当前，这些百年矿区虽然面临资源枯竭的困境，但他们‘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依然激励着中华民族奋勇前进。近年来，这些资源枯竭矿区努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成功实现转型发展，取得令人震撼的伟大成就，是向建党100周年献上的一份庄严的厚礼。”中电传媒能源情报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煤炭工业有一定的基础相比，1949年前，我国石油工业极为落后，只有甘肃玉门、陕西延长、新疆独山子等地的几个小油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石油产量逐年上升。1949年年产12万吨，到1958年年产147万吨。这一期间，我国加强了四川盆地的油气勘探，天然气产量逐年增长，1950年产气466万立方米，到1958年产气8483万立方米。

从1958年开始，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我国石油勘探布局重点开始向东部经济和交通发达地区转移，在全国建立石油勘探战略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随着1959年大庆油田的发现，一场持续了多年的关于中国石油资源贫富的论战结束了。

1963年12月4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1965年石油年产量突破1000万吨，到1978年产量突破1亿吨，中国跨入了世界产油大国行列。

改革开放后，我国煤炭行业开始了新的探索。煤炭行业在1979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指引下开始了新一轮大调整。

上世纪90年代开始，长期处于计划经济运行体制下的煤炭行业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经历了改革的各种阵痛。1999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煤炭总量过剩势头得到遏制。同时，随着国有煤炭企业实施关闭破产和债转股政策，煤炭行业实现减亏增盈，增强了竞争力。

改革开放后，我国油气工业站在了新起点上，有了跨越式提升。1982年，原地矿部在北京召开石油地质工作会议，按照“东部挖潜、发展西部、开拓海域、油气并举”的原则，大幅度地调整了油气地质工作部署。

“稳定东部、发展西部”战略的实施，为中国石油工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资源保证。到2000年，西部地区累计探明石油储量达40.3亿吨，占全国总探明储量的18.9%，累计探明天然气储量16313亿立方米，占全国储量的63.8%。1990年全国产油1.38亿吨，西部产油1000万吨，约占全国产量的8%；1999年全国产油1.6亿吨，西部产量2600万吨，占全国产量的16.3%。

“油气并举”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石油工业又一重大方针举措。自1983年起至“十五”末期，我国一直将天然气列为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解决了一系列理论和技术问题。1979年，全国累计探明天然气储量2460亿立方米；到1999年，全国累计探明天然气储量20605亿立方米。1979年，全国产气145亿立方米；到1999年，全国产气252亿立方米。天然气储量和产量都有了明显增长。

197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中国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对外开放，并确定了对外合作的基本原则：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下，以平等互利的贸易方式，可直接和美国一些石油公司在开展我国海上石油勘探开发方面建立商务关系。

自1993年开始，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石油进口量逐年上升。这一年，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中国石油工业的方针。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动下，煤炭行业经济形势开始回升。2003年以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复苏以及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煤炭行业加快发展，产销两旺，煤炭固定资产投资、建设项目规模稳定增长，产业集中度明显提高，煤炭经济效益、行业盈利能力、职工年平均收入均有大幅提高。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油气工业进入了全面发展、油气并举、陆海并进、多元开发的新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东部地区老油田持续稳产在1亿吨水平以上；二是西部地区石油产量逐年增长，成为全国原油年产量重要的增长点，增长最快的是新疆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长庆、延长等油田；三是天然气生产速度加快；四是海洋油气产量双双丰产；五是国外石油经营初见成效。

（二）铀矿、地热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比较完整核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现已建立了包括铀资源勘探、铀生产和铀的转化、浓缩、元件制造、核废料（乏燃料后）处理等完整的铀工业和核燃料循环的科研、生产体系。

事实上，我国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铀矿地质事业。1954年，原地质部首次在广西发现了有铀矿资源的线索。同年冬，根据中央的决定，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成立，负责开展铀矿普查勘探。自1955年后，我国铀矿地质工作者提交了一批工业铀矿床，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探明铀资源的国家之一。

为推进核能的和平利用，上世纪70年代，国务院做出了发展核电的决定，经过40多年的努力，我国核电从无到有，得到了很大发展。

为保证核电对天然铀的需求，2007年，国务院发布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提出，坚持内外结合，合理开发国内资源、积极利用国外资源的原则，适度超前发展核燃料产业，建立国内生产、海外开发、国际铀贸易三渠道并举的天然铀资源保障体系。

自2011年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组织实施以来，地质找矿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地热能是一种绿色低碳、可循环利用的可再生能源，是一种现实可行且具有竞争力的清洁能源。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开展地热普查、勘探和利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地热开发逐步发展起来。

1999年实施国土资源大调查以来，原国土资源部以北京、天津为试点城市，开展了浅层地温能调查评价，建立了监测体系，实施了开发利用示范工程。据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世界地热大会公布的数据，世界地热直接利用（用热）排名显示：1995年，冰岛居世界第一；2000年开始中国跃升世界第一，此后一直稳居首位且所占份额越来越大。2020年，中国地热直接利用能量占世界总量的47.2%，世界前十名中其余9个国家的总量仅为中国的83.5%。

新时代能源矿产开发利用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首次对其进行单篇谋划，提出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

2020年12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着眼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创造性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亲自指导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和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着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引领中国能源发展迈入全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能源供应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基本形成了煤、油、气、电、核、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生产体系。据初步核算，2019年中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39.7亿吨标准煤，为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煤炭仍是保障能源供应的基础能源，2012年以来原煤年产量保持在34.1亿~39.7亿吨。原油生产努力保持稳定，2012年以来原油年产量保持在1.9亿~2.1亿吨。天然气产量明显提升，从2012年的1106亿立方米增长到2019年的1762亿立方米。

我国积极推进煤炭安全智能绿色开发利用，努力建设集约、安全、高效、清洁的煤炭工业体系。推进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煤炭产能置换政策，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有序释放优质产能，煤炭开发布局和产能结构大幅优化，大型现代化煤矿成为煤炭生产主体。2016年至2019年，累计退出煤炭落后产能9亿吨/年以上。加快煤矿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全面提升煤矿安全生产效率和安全保障水平。推进大型煤炭基地绿色开采和改造，加强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建成一批绿色矿山，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全面提升。煤制油气、低阶煤分质利用等煤炭深加工产业化示范取得积极进展。

我国努力加强基础地质调查和资源评价，加强科技创新、产业扶持，促进常规天然气增产，重点突破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推动页岩气规模化开发，增加国内天然气供应。完善非常规天然气产业政策体系，促进页岩气、煤层气开发利用。以四川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塔里木盆地为重点，建成多个百亿立方米级天然气生产基地。2017年以来，每年新增天然气产量超过100亿立方米。

我国着力加强国内石油勘探开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科技研发和新技术应用，加大低品位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推进原油增储上产。发展先进采油技术，提高原油采收率，稳定松辽盆地、渤海湾盆地等东部老油田产量。以新疆地区、鄂尔多斯盆地等为重点，推进西部新油田增储上产。加强渤海、东海和南海等海域近海油气勘探开发，推进深海对外合作，2019年海上油田产量约4000万吨。

我国大力推进能源消费结构向清洁低碳加快转变。据初步核算，2019年我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57.7%，比2012年降低10.8个百分点；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比23.4%，比2012年提高8.9个百分点；非化石能源占比15.3%，比2012年提高5.6个百分点，提前完成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的目标。

我国把推进能源绿色发展作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煤炭清洁开采和利用水平大幅提升，采煤沉陷区治理、绿色矿山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我国持续推进能源科技创新，能源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油气勘探开发技术能力持续提高，低渗原油及稠油高效开发、新一代复合化学驱等技术世界领先，页岩油气勘探开发技术和装备水平大幅提升，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取得成功。发展煤炭绿色高效智能开采技术，大型煤矿采煤机械化程度达98%，掌握煤制油气产业化技术。

我国能源治理机制持续完善。进一步放宽能源领域外资市场准入，民间投资持续壮大，投资主体更加多元。加快推进油气勘查开采市场放开与矿业权流转等改革。协同推进能源改革和法治建设，能源法律体系不断完善。覆盖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监管、服务的能源治理机制基本形成。

我国遵循互利共赢原则开展国际合作，努力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扩大能源领域对外开放。全面取消煤炭、油气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地区开展能源贸易、投资、产能、装备、技术、标准等领域合作。中俄、中国－中亚、中缅油气管道等一批标志性能源重大项目建成投运。

未来能源矿产发展空间广阔仍将大有作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推进能源革命，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加强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能源行业协会、智库和专家对未来以煤炭和油气为代表的化石能源及其他清洁能源发展充满期待。

2021年3月3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2020煤炭行业年度发展报告》对“十四五”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作了初步思考。报告提出，推动煤炭行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由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的战略转型。到“十四五”末，国内煤炭产量控制在41亿吨左右，全国煤炭消费量控制在42亿吨左右。

国内权威能源智库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发布的《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9》认为，要继续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实现增储上产，力争原油产量尽快恢复到2亿吨以上；加快致密气、页岩气和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的开发，提高国内天然气产量。

中电传媒能源情报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宽认为，“十四五”时期，智能化煤矿将因矿施策、分类建设。对于生产技术条件较好或中等的生产煤矿，全面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形成基于综合管控平台的智能一体化管控。对于生产技术条件比较差的煤矿，重点进行基础信息等系统建设，实现减人、增安、提效。对于新建煤矿充分进行煤矿智能化顶层构架设计，全面开展煤矿智能化建设，形成完整的智能化煤矿协调高效运维体系。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发布的核能发展蓝皮书《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0）》认为，核能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定位更加明确，核电建设节奏有望趋于稳定，核电产业链有望更加均衡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汪集暘认为，我国地热能开发利用应该热电并举，以热为主；深浅结合，由浅及深；东西兼顾，西电东热；干湿有度，先湿后干。同时，地热与其他可再生能源互补综合利用，可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按照国家航天局副局长、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吴艳华的介绍，以后星际探测主要围绕“勘、建、用”展开。其中，“用”就是看有关地球外资源能不能供人类开发和利用。

面向未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下，我国能源矿产企业必将秉承数十载的荣光，继续为我国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强的能源保障。